11 月
毋庸置疑，“清肺排毒汤”应用于新冠肺炎的初中期阶段的治疗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且疗效肯定。但是，追根溯源，该汤的创制是基于对此次瘟疫的定性为寒湿疫的认识下完成的。而寒湿疫的定性，从报道来看，是在国内的中医院士如王永炎，仝小林，以及国医大师薛伯寿等中医界具有话语权的中医前辈界定的。我对此持不同的学术观点。我之前的文章已经明确提过新西兰的新冠病毒性质绝非寒湿疫，而是热邪。我现在也笃定国内的疫病性质也是一样，且绝不会是《伤寒论》时代的寒湿疫，而是完全属于温病学的范畴。那么，会不会是张伯礼院士所认定的湿毒疫（也就是湿温病）呢？我认为也不是，因为新冠肺炎发病并不符合温病学中对于湿温病的界定，反而完全符合温热病的界定。
因此，经过反复思考、查证，我认为此次全球流行的新冠肺炎的中医属性就是中医温病学当中的温热病。它在不同的区域气候条件下，或者不同人体状况及疾病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兼证，比如挟寒，挟湿。也许正因为此，中医界才会出现寒湿疫或者湿毒疫的误判。同时，也正因为这些兼挟特性的存在，导致虽然不同的认识有偏差，但是因证用方，在方剂部分切中病机的情况下，在具体治疗中依然起到了积极的效果。但是，也正是因为对新冠疫情的性质认识不清，还是导致了很多问题，比如在很多新冠的预防方里面用了不少“煽风点火”的药，民众产生错误认识后自行乱用温性药物或温性疗法，反而不利于新冠病毒的预防和治疗，甚至可能会产生严重的问题。
“清肺排毒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如果是一个纯粹的寒湿疫，经方的对证用方应该是麻黄加术汤。如果用麻黄加术汤作为治疗此次新冠的主方，就一定会出大问题。还好清肺排毒汤的底方是麻杏石甘汤，并没有采用辛温发表的治法，而是通过方剂组合起到了开宣肺热的作用。但我认为其中五苓散的合用应是一个败笔，不符合温病治疗存津液的第一大原则。
第二个例子是张伯礼院士提出的宣肺败毒方，合用了经方麻杏石甘汤、麻杏苡甘汤、千金苇茎汤和葶苈大枣泻肺汤。虽然是基于湿毒的思路创立的，但的确适用于新冠肺炎在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因肺气郁闭而生痰饮，而病仍在气分时的对症使用。但必须指出，如果病发初始阶段就用对了方法，以现在新冠病毒的毒性，已经很难发展到要用此方的地步了。
第三个例子是广东中医院所有的“肺炎1号”方，是我目前看到公开发表的治疗新冠初期阶段的最好方。他的创制人是广东某医院的一名主任医师，其师承为岭南温病，所以有一些地域性的用药特点。但从其用方来看，它就是基于新冠为温热病这个定性来创制的，且非常符合温病学思想。幸好这个方子脱颖而出，虽然知名度还不够高，在广东各中医院已经广泛使用，否则在治疗温病方面，我们真要愧对祖先了。
写到这里，不免感慨中医温病学从上至下之没落，“大医”们都跑去中西医结合了，都去折腾小白鼠或者用西医方法研究药物成分了，谁还在用心继承传统。结果就是那些最有话语权的中医，在对新冠定性中出现如此巨大的偏差。遥想中国古代不同时期面对疫情都会有真正的苍生大医出现，力挽狂澜，拨乱反正，主持大局。2003年非典的时候还有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颇具温病功力，开得出像样的方子。据此不过17年的光景，老一辈仙逝以后，有话语权的“大师”们中已经再拔不出旗杆来了。中医治疫，欢欣鼓舞，确实展现了中医的力量，但其内核又是一片虚象，在当今中医界再也找不出有学识、有功力、有高度、有地位的中医领路人了。还能发出些许光亮的，几乎只剩下散落在民间的星星之火了，可叹！
真是怀念并缅怀那些已经故去，但有风骨，相信中医有“大能耐”，绝不会说半句什么中西医结合这种屁话的老先生们啊。
